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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总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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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百字就行 , 只要他生活的背景,坚决不要他的资料。谢谢回答。· ...

中国的第3位总统是谁?: 黎元洪 大总统 (1916,6,7——1918,10,10)
中华民国历届大总统【转贴】
孙中山 中国同盟会 1912年1月1日 1912年4月1日 第壹任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为黎元洪
袁世凯 1912年3月10日 1912年10月10日 第贰任临时大总统,副总统为黎元洪
北洋军阀政府
袁世凯%26amp;amp;sup1; 1913年10月10日 1916年6月6日 第壹任,副总统为黎元洪
黎元洪 1916年6月7日 1917年7月1日 继任,后被段祺瑞驱走,副总统为冯国璋
冯国璋 1917年7月6日 1918年10月10日 代理大总统
徐世昌 1918年10月10日 1922年6月2日 第贰任,后被直系军阀驱走
(周自齐) 1922年6月2日 1922年6月11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黎元洪 1922年6月11日 1923年6月13日 复任,后被直系军阀驱走
(高凌霨) 1923年6月14日 1923年10月10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曹锟 1923年10月10日 1924年11月2日 第叁任,贿选,后被冯玉祥驱走
(黄郛) 1924年11月4日 1924年11月24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段祺瑞 1924年11月24日 1926年4月20日 临时执政
(胡惟德) 1926年4月20日 1926年5月13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颜惠庆) 1926年5月13日 1926年6月22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杜锡珪) 1926年6月22日 1926年10月1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顾维钧) 1926年10月1日 1927年6月18日 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张作霖 1927年6月18日 1928年6月3日 (安国军)海陆军大元帅
广州军政府
孙中山 中华革命党 1917年9月10日 1918年5月4日 海陆军大元帅
岑春煊 1918年8月21日 1920年10月24日 主席总裁
孙中山 中国国民党 1921年5月5日 1922年6月16日 (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 中国国民党 1923年3月2日 1925年3月12日 海陆军大元帅
胡汉民 中国国民党 1925年3月12日 1925年7月1日 孙中山逝世后,代理海陆军大元帅职权
1916年1月1日称帝,改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复大总统职,6月6日卒。

谁能给我下民国时期大总统的名单: 自1911年孙文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起,至1949年10月1日止,正式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职务的有:
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期
孙文
  孙中山(1911年12月29日---1913年10月10日 政党或派系:中。国同盟会)   
袁世凯(1913年10月10日——1916年3月22日;1915年12月12日——1916年6。月6日 政党或派系:北洋军阀)   
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黎元洪(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1日;1922。年6。月12日——1923年6。月14日 政党:进步党、研究系)   
1917年张勋在7月1日至发动政。变,宣布清朝复。辟。7月12日黎元洪政。权遭段祺瑞的“讨逆军”推。翻。
黎元洪
  1922。年6。月12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   
冯国璋 (1917年7月6日——1918年10月10日 政党或派系:直系军阀)   
1917年7月6日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职   
徐世昌 (1918年10月10日——1922。年6。月2日 政党或派系:皖系军阀)   
曹锟 (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1月2日 政党或派系:直系军阀)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其推。翻,后无担当此职者。
中。华民国非常(时期)大总统
李宗仁
  孙中山(1921。年5月5日---1923年3月2日 政党或派系:中。国国。民党)   
1921。年4月,非常国。会开。会,取消军政。府,组。织正式中。华民国政。府,选孙文为非常大总统。但军政。权掌握在陈炯明身上。
1948年行宪后的中。华民国总统
  蒋。介。石(就任时间: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1日 政党:中。国国。民党 副总统:李宗仁)   
1949年1月21日蒋发布“引退文告”,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理总统。   
李宗仁(就任时间:1949年1月21日——1949年10月1日 政党:中。国国。民党 副总统:无)为代行职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总统法。律上取消职权。

红星照中国里面最快乐的总统是谁?: 快乐快乐的总统扮演者是张一山

“至今在位66年,已经熬过12位美国总统”,这个传奇女性是谁?: 他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女君主之一。

传意学是门怎样的学科: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播学又称传学、传意学等】。   
传播学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处在多种学科的边缘。由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语义学、神经病学、等等,都与传播学相关。它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本质和概念;传播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   
此外,传播学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所以,人们称它为边缘科学,意思是处在多种学科的十字路口。各种社会学科的理论又往往成为传播学理论的一部分。但是,传播又有它自身的理论,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和立足点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   
它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   
研究传学其实就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人与其它的团体、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人怎样受影响,增养互相受影响;研究人怎样报告消息,怎样接受新闻与智据,怎样受教于人,怎样消遣与娱人。首先了解人于人怎样建立关系。   
传播学起源:   
传播学诞生于美国,美国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传播理论,并提出了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诸如以文字、图形和数学公式等表述的各种模式。传播学家运用不同的模式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机制、传播的本质,提示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预测未来传播的形势和结构等。一般认为,传播学的奠基人有五位:   
1、 Harold Dwight Lasswell, 拉斯韦尔(1902-1980) 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   
2、 Kurt Lewin,卢音(1890-1947)德国犹太人。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的概念。   
3、 Carl Hovland,霍夫兰(1921-1961)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把心理学实验方法引入了传播学领域,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   
4、 Paul F.Lazarsfeld,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奥地利籍犹太人。罗杰斯指出,拉扎斯菲尔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的把传播学引向了经验性研究的方向。   
5、 Wilbur Schramm,施拉姆(1907-1988)美国人,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德传播学教材。开辟了如:电视对少年儿童的影响等几个新的研究领域。他被认为是集大成者。   
之所以起源于美国,是因为20世纪上半页,欧亚大陆连续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祸害,而美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众多科学家的避风港。而且,美国本身由于本土未遭破坏,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一直持领先地位。比如:1920年匹兹堡无线电视台的开业,1926年,全美广播公司NBC的成立等等。   
从社会状况来说,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机制中大众媒介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报纸曾被称为第二国会。   
从学术传统来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盛行,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大量的实用信息为人们所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的运行。但是也有大批的商业推销政治宣传欺骗、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这些问题或是潜在问题就成了美国学术界必须面对、必须研究的课题。   
以上条件,都决定了传播学起源于美国。   
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在方法论上可分为四大学派:以麦奎尔为首的社会学派;以霍洛伦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牌;以奇斯曼和加纳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牌;以利兹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职能学派。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大特点:一是沿袭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理论体系,并着重发展了强调受众有权直接参加传播过程的社会参与论;二是实践优先于理论。苏联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苏联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 传播模式,较著名的有菲尔索夫传播模式和阿列克谢耶夫传播模式。   
应当看到,西方传播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比如,他们不适当地把传播放到人类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认识,从而排斥了人类的生产能力这一主要标志;他们把传播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分别归之于人的本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把他们和社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在研究传播事业的社会控制时,又往往不能彻底揭示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等等。   
传播学十大经典解读(上)   
一个学科的构成,有史论和应用三个方面。传播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受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笔者从国外图书馆大量的传播学英文原著中,选了10种学界推崇的经典著作,不揣冒昧,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解读,推荐给中国读者。   
沃尔特·李普曼的《公众舆论》   
李普曼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作为一部传播学经典著作,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让读者能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联系。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领域中的权威地位。   
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影响力经久不衰的奥秘在于,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不大一样。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而“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此外,议程设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40年后,科恩继续为议程设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当然,直到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的文章发表在《舆论季刊》上,议程设置才被命名。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经典论著《公众舆论》也因为对上述传播学问题的精辟论述而经久不衰。   
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是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芝加哥学派则是20世纪美国社会科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派。在芝加哥学派中,对传播学影响最大的是被称之为“开创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学者”的罗伯特·帕克。   
帕克一生著作不多,别人说他是那种宁愿指导别人写10本书,也不愿意抽时间自己写一本书的人。除了博士论文,出版于1922年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是他惟一的著作。他做过一系列的颇有影响力的报道,还出版过对自己学生书籍的介绍。但是,他最具影响力的还是《移民报刊及其控制》,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早期美国传播学最重要的教科书和读物。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共四部分十八章。第一部分“移民报刊的生存土壤”,分四章介绍了外语报刊存在的原因,移民报刊的欧洲背景,移民报刊与相互融合,移民报刊带来的启示;第二部分“外语报刊的状况”分五章分析了广告,地方报刊的发展,都市报刊,都市报刊与战争,阶级斗争;第三部分“移民报刊的历史”,分五章介绍了早期移民创办的报刊,后期的移民报刊,报刊对其移民状况的反映,报刊的生存斗争,以及适者生存的结果;第四部分“报业控制”,分四章讨论了控制杠杆,海默林的操纵控制,对手宣传与政府干预,联盟控制。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是作为一种民族担忧的结果而问世的,即担忧美国的移民可能出现的不忠诚。成千上万的德国裔美国人会忠诚于美国还是会忠诚于K.威廉?他们会扩散宣传,还是会从事破坏?帕克指导了对移民外语报刊的研究。他发现,意第绪语、波兰语、德语等报刊主要帮助近来的移民懂得如何在北美生存下来。很少有报刊鼓励对于原先祖国的忠诚。美国的外语报刊通过帮助它们的移民读者同化于美国文化,而逐渐地构成了它们自己的角色。   
在美国,帕克是最早对少数民族(族裔)和传媒的关系展开研究的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新移民来到美国。如何使这些新移民同化,是当时美国主流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美国社会也存在着排斥新移民的现象。帕克深入少数民族社区,在对数十种外文报刊进行调查后,于1922年出版了关于移民报刊的专著《移民报刊及其控制》,反对压抑或控制这些报刊。他强调它们的角色有助于维护种族文化,并使读者透过家乡的语言而接触到大都会生活,使移民顺利融入美国社会中。帕克注重实证分析,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作为其主要的研究方向,他调查了芝加哥的贫民窟与当时颇为严重的犯罪问题。帕克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对日后欧美和日本等国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媒体的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帕克在《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中提到了传播学一直到现在还在研究的论题:媒体内容怎样影响公众意见?大众媒体是怎么被公众意见所影响的?大众媒体是否能够带来社会改变?人际传播是怎样与大众传播进行联系的?其对于传播的定义与香农后来提出的信息理论有相似之处。   
拉扎斯菲尔德的 《人民的选择》   
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在形成现代传播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影响,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开创者。从1930年在维也纳首次从事对广播听众的传播效果研究开始,到1937年在美国进行的“广播研究项目”和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研究,他通过分析性地利用样本调查,做出了影响个人行为的、有因果关系的推论。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合作完成的《人民的选择》被称为“社会科学史上最复杂的调查研究之一”,也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著作。   
《人民的选择》以194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为分析案例,试图阐释在大众传媒及人际关系的影响下,选民如何做出投票的选择。   
促使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对大众在总统选举中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诱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机器直接推动了包括传播学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社会学家奉命研究士兵的士气,以使整个军队的精神面貌更利于作战;社会心理学家奉命研究政治宣传的有效性问题,以使政府的指令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而深谙世界各国文化的人类学家则负责向政府提供建议,以减少美国政府在与日韩等国打交道时产生的摩擦。这些学者在各自领域的成功为人文社科带来很高的声誉和愈来愈广泛的研究领域。基于社会需要的各种新兴研究领域也促使人文社科摆脱单纯的思辨式研究方式而代之以实证式的研究方式,因为每一个研究成果都被期待着对紧迫的社会问题做出解释或者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人民的选择》和实证派传播学都诞生于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下。   
《人民的选择》对于传播学学术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一是“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观点的形成。   
早期的宣传理论家支持强有力的大众媒体,但是,后来的传播学学者在研究媒体对于选举行为、消费决策和其他类型的行为变化时,没有找到这类强效果的证据。开始怀疑强有力的大众媒体效果论的主要学者就是拉扎斯菲尔德,而正是他的伊利县研究引发了他的怀疑。   
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希望证实大众媒体在构成人们关于总统选举中如何行事的意向上具有直接的与强有力的效果。他假定,在总统选举的投票决定会在竞选过程中做出,并会受到大众媒体中出现的有关选举问题和候选人的新闻和专题报道的影响。但研究结果却揭示了相反的事实:许多伊利县的选民在选举竞选开始之前就拿定了主意。600名调查对象中仅54名曾从一个候选人转向另一个候选人,而这些转变者当中只有一些人是直接因为大众媒体的影响才这么做的。媒体只能告知和说服一些关键个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舆论领袖”的那些个人,它们转而通过与其追随者的人际传播联系,即以一种两级传播流通的模式将这种效果加以扩大。   
此外,将面对面的访谈和分组试验、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传播学研究也是拉扎斯菲尔德对传播学方法论体系做出的一大贡献。阅读《人民的选择》不仅可以对传播学早年的学科发展有清晰的了解,也能从中学到不少有效的研究方法。   
哈罗德·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我们许多人知道哈罗德·拉斯韦尔,大多是从其著名的5W传播模式开始的。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拉斯韦尔对社会传播的过程、结构及其功能,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并清晰地阐释了5W传播模式以及大众传播三功能说。   
1948年,拉斯韦尔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论文一问世便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成为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至今,学界仍给予它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纲领性的力作,一部传播学的独立宣言。甚至认为,所有的传播学研究都仿佛是对拉斯维尔这一论文的注释,因为它涉及了传播学中的许多基本内容。总体看来,这篇论文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从内部结构上,分析了传播过程中的诸要素;二是从外部功能上, 概括了传播活动的社会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拉斯韦尔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说什么(what)?对谁(whom)说?通过什么渠道(what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hatef鄄fect)?这就是著名的拉斯韦尔5W模式,这个模式简明而清晰,是传播过程模式中的经典。后来的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过各种修订、补充和发展,但大都保留了它的本质特点。这一模式还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基本内容: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以及“效果分析”。这五种分析涵盖了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另外,它还导致了传播学对于确定效果的重视。   
这篇文章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关于大众传播的三种基本功能,并分析了其可能存在的负功能。   
这三种功能是: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以及文化传承。这三个功能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着眼的;1959年,查尔斯·赖特又从社会学的角度,为其补充了“娱乐”功能。由此,形成了传播学中经典的大众传播四功能说。直到今天,它仍是传播学学生所必须学习的基本入门知识。作为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活动,传播具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而拉斯韦尔的阐述,则为全面揭示大众传播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基础。此后,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其进行了丰富和拓展。   
除了以上所说的5W传播模式和大众传播三功能说外,拉斯韦尔还在传播学领域做出了其他许多贡献。他开创了内容分析法,发明了定性和定量测度传播信息的方法论;他关于政治宣传和战时宣传的研究,则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早期传播学类型,而今天的宣传分析,已被纳入到了传播研究的一般体系中;他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到美国社会科学,并使其与政治分析相结合,从而在社会层面上运用了个体内部的弗氏理论;他还帮助创办了政策学,这是一门整合了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行为的交叉学科。因此,虽然拉斯韦尔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传播学学者,但无疑在今天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弥漫着诸多拉斯韦尔的思想和作品。他的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范围和层面,他是当之无愧的传播学奠基人之一。

谁帮我写宋庆龄的小传: 宋庆龄,海南文昌县人。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宋庆龄青年时代追随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她七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宋庆龄大事年表

1893年 1月27日诞生于上海。
1907年 离上海到美国留学。
1913年 夏,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获文学士学位。
1914年 接替宋蔼龄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1915年 10月25日,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
1918年 8月,同孙中山迁居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住宅。辅佐孙中山著书立说。
1922年 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勇敢地留在总统府,掩护孙中山脱离险境。
1924年 1月20-30日,在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
1926年 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演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7年 3月10-17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站在坚持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立场上与叛徒们决裂。
8月1日,支持南昌起义。和毛泽东等2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汪集团背叛革命,号召革命人民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1929年 4月,离德国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的国葬仪式。行前发表《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
1932年 12月,与鲁迅、蔡元培、杨铨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
1933年 9月3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大会。
1934年 4月20日,与何香凝等1779人联名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要求发动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争。
1936年 春,促成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的陕北之行。5-6月间,与沈均儒、邹韬奋等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7年 2月中旬,同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联名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力促国民党改变立场、团结抗日。
6月下旬,同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进步人士。
1938年 6月14日,邀集中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疗救济和儿童福利工作。
1941年 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在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架班机离港抵渝,继续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
1945年 9月,在重庆上清寺桂园张治中住所同毛泽东会见。
12月,离重庆回到上海。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即"保卫中国同盟"的后续组织),从事妇女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支持进步组织和民主力量。
1946年 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声明,要求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
1948年 春,迁居到林森中路1803号住宅(即今淮海中路1843号上海宋庆龄故居)。
1949年 9月,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2月,被推荐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1950年 4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8月,宣布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在妇女保健和少年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
11月23日,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1年 9月18日,在北京接受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旋将10万卢布的奖金全部献出,交给中国福利会作为创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之用。
11月26日,出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
1952年 年初,创办《中国建设》杂志,亲自指导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把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全世界人民,以增进世界人民对新中国的友谊和了解。
10月,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当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12月11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 1月13日,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4月25日,出席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民方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1954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副委员长。
12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 1月,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
12月,访问印度。

1956年 1-2月,访问缅甸和巴基斯坦。
8月,访问印度尼西亚。
1957年 9月,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11月,随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
1959年 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1年 5月11日,在上海寓所会见毛泽东。
1963年 4月,从上海到北京,居住在后海北沿46号住宅(即今北京宋庆龄故居)。
1964年 2月,同周恩来、陈毅一起访问锡兰。
1965年 1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6年 11月12日,在北京参加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讲话。
1975年 1月13日,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78年 2月,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9月,出席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妇女联合名誉主席。
1981年 5月8日,在北京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同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同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同月29日,因患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于晚8时18分在北京寓所逝世。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举行国葬。
6月4日,根据宋庆龄的遗嘱,她的骨灰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

陈炯明叛变到底是对是错?: 陈炯明(1878年-1933年),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1917年帮助孙中山打响护法战争,对抗袁世凯。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在广东的发展。他在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他的部下不满孙“过河拆桥”对待陈,于1922年6月围攻总统府,意在驱逐孙中山离开广东。孙中山逃到永丰舰。孙于次年收买陈手下部将,陈于是遭到所有效忠孙中山的军队的讨伐,被迫离开广州。孙派人暗杀邓铿,并将责任推到陈身上。1925年他的残部被李宗仁等的桂系军摧毁,逃到香港,创建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奔走。后病卒于香港。

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且作风廉洁。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因广东现实的困难,认为孙中山的北伐革命不切实际而反对。其对广东的贡献有:

政治上,实施“联省自治”,使广东成为全国的“模范省”。建立了现代的政治机构,如: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运行有序。推行基层民主和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使广东在民国期间得到最好的发展。
教育上,私立学校兴盛,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使之绝迹,民风大好。

陈炯明与孙中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鲁迅生活的时代的社会背景: 资料一:北洋政府:北洋军阀所控制的北京政府。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任大总统(有83天称皇帝)。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至1917年7月张勋复辟。1917年8月至1918年由冯国璋任总统。1918年9月至1922年6月徐世昌任总统。1922年6月至1923年6月黎元洪任总统。1923年10月至1924年11月曹锟任总统。1924年11月至1926年4月段琪瑞任临时政府执政。段琪棋瑞下台后,北洋政府处于混乱状态。1926年12月,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控制北京政府,1927年6月,改称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1928年6月,张与蒋介石作战失败,退回东北,北洋政府垮台。

资料二:善后大借款:1913年袁世凯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消灭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势力,以办理“善后”为名,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为全权代表,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款。4月26日,未经国会同意,与银行团代表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2500万英镑,八四实交,年息5厘;以盐税、海关税等为抵押;47年偿清,本息共计6789万英镑。合同规定盐税的征收要聘外国人协助管理,从此盐税被外国人控制。

资料三:蔡锷:(1882—1916),中国军事家,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兵,失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4年归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极负时誉。1911年升云南新军三十七协统,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多作联络。武昌起义爆发后,于10月30日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举兵响应,建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继尧任贵州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暗加监视。1915年与梁启超暗中策划反对袁世凯称帝,以赴津治病为名,化装逃出北京,转道日本,径达昆明。12月25日,与唐继尧、李烈钧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任第一军司令,率军入川,与袁军

曹锟 、张敬尧等部在泸州、纳溪一带激战累月,屡获胜利。倒袁后,任四川督军兼军长。因艰苦转战,积劳成疾,赴日本就医,不治逝世。灵柩运回上海疆 ,“执绋万人,举国摧痛”。以国葬葬于岳麓山。孙中山致送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把他比作东汉的班超和马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有《蔡锷集》、《蔡松坡集》。

在护国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四川、贵州、广西、广东、云南等省纷纷宣告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于6月6日忧惧病死。83天的皇帝梦结束。

资料四、鲁迅与各派的斗争:

与学衡派的斗争:学衡派以一九二二年创刊的《学衡》杂志而得名,代表人是胡先 、梅光迪、吴宓等留学外国的洋绅士。主张摭拾一些西洋古典,极力为“国粹”和文言文涂脂抹粉,反对白话文与文学革命。在政治上突出表现在对马列主义的攻击。鲁迅给学衡派致命的打击。在《估学衡》一文中,鲁迅有力地揭穿了学衡派的倡明国粹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指出他们这般人思想空虚,不学无术,虽言必国粹,却连文言也写不通。鲁迅说:“诸公抨出新文化而张旧学问,倘不自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深刻的揭露,使“学衡”派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与“复古”派即“甲寅”派的斗争:主要代表是北洋军阀的司法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主张复古主义,提倡读经救国,极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禁止学生用白话文写文章,并明文规定小学四年级以上要“读经”,企图凭借权力,推行复古主张,阻挡新文学运动的开展。鲁迅指出:“甲寅派”提倡“读经救国”是统治者维持其统治的一些种把戏,甲寅派不过是一些“连成语都用不清楚的”纸老虎,他们向新文学进攻,不过是为旧制度唱歌挽歌,是封建势力的垂死挣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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